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
  
  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2〕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3〕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4〕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5〕上所载李守常〔6〕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7〕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8〕,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9〕,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10〕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11〕和“三一八惨案”〔12〕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13〕,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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