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作自有他本身证明，翻译也有译者已经解释的。现在只将编后想到的另外的事，写上几句——甚少。这一篇《Ｈａｍｌｅｔ　ｕｎｄ　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３〕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Ｈａｍｌｅｔ》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则只有林纾〔４〕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５〕君正在大发《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ｔｙｐｅ”〔６〕，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Ｈａｍｌｅｔ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ｉｓｍ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Ｍａｒｘｉｓｍ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了，〔７〕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
　　
　　《大旱的消失》〔８〕是Ｅｓｓａｙ，作者的底细，我不知道，只知道是１９０２年死的。Ｅｓｓａｙ本来不容易译，在此只想绍介一个格式。将来倘能得到这一类的文章，也还想登下去。
　　
　　跋司珂（Ｖａｓｃｏ）族是古来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Ｐｙ－ｒｅｎｅｅｓ〔９〕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Ｐｉｏ　Ｂａｒｏｊａ　ｙ　Ｎｅｓｓｉ）〔１０〕就禀有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原是医生，也做小说，两年后，便和他的哥哥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１〕到马德里开面包店去了，一共开了六年。现在Ｒｉｃａｒｄｏ是有名的画家；他是最独创底的作家，早和Ｖｉｃｅｎｔｅ　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ａ′ｎfｅｚ〔１２〕并称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巨擘。他的著作至今大约有四十种，多是长篇。这里的小品四篇〔１３〕，是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编《跋司珂牧歌调》内，永田宽定〔１４〕的译文重翻的；原名《Ｖｉｄａ　Ｓｏｍｂｒｉａｓ》〔１５〕，因为所写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译的题目。
　　
　　今年一说起“近视眼看匾”来，似乎很有几个自命批评家郁郁不乐，又来大做其他的批评。〔１６〕为免去蒙冤起见，只好特替作者在此声明几句：这故事原是一种民间传说，作者取来编作“狂言”样子，〔１７〕还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备登在《波艇》〔１８〕上的。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评家的处所，那实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缘故，怪不得传述者的。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１９〕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２０〕，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不过是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２１〕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２２〕的人们；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２３〕们自然也主张支持劳动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几个是委员，如Ｖｏｒｏｎｓｋｙ，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Ｉａｋｏｖｌｅｖ，Ｔｒｏ－ｔｓｋｙ，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２４〕等；也有“锻冶厂”〔２５〕一派，如Ｐｌｅｔｎｉ－ｊｏｖ〔２６〕；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Ｖａｒｄｉｎ，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ｂａｃｈ，Ｒｏｄｏｖ，Ｂｅｓａｍｅｎｓｋｙ〔２７〕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Ｖｏｒｏｎｓｋｙ，《赤色新地》〔２８〕的编辑者；对于他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ＬｅｌｅFｖｉ－ｔｃｈ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且指摘Ｖｏｒｏｎｓｋｙ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２９〕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３０〕在《现代俄国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Ｖｏｒｏｎｓｋｙ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Ｔｒｏｔｓｋｙ，Ｒａｄｅｋ〔３１〕都已放逐，Ｖｏｒｏｎｓｋｙ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着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鲁迅。

　　
　　二
　　
　　纸数的关系，只能分登两期了。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Ｋ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３３〕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国人，所以也终于不脱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样的“摆”，不但不来，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摆”，并且连世间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这是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释迦有恒河沙数说〔３４〕，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奥国人Ｒｅｎｅ′　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３５〕的叙述苏俄状况的书，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译本曰《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叙述，虽说是客观的，然而倒是指摘缺点的地方多，惟有插画二百余，则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拾谷虹儿，〔３６〕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这里翻印了两张，都是Ｉ．ＡｎFｎｅｎｋｏｖ〔３７〕所作的画像；关于这画像，著者这样说——“……其中主要的是画家Ｉｕａｎｉｉ　Ａｎｎｅｎｋｏｖ。他依照未来派艺术家的原则工作，且爱在一幅画上将各刹那并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设法寻出一个为这些原质的综合。
　　
　　他的画像即意在‘由一个人的传记里，抄出脸相的各种表现来’。俄国的批评家特别称许他的才能在于将细小微末的详细和画中的实物发生关连，而且将这些制成更加恳切地显露出来的性质。他并不区别有生和无生，对于他的题目的周围的各种琐事，他都看作全体生活的一部分。他爱一个人的所有物，这生命的一切细小的碎片；一个脸上的各个抓痕，各条皱纹，或一个赘疣，都自有它的意义的。”
　　
　　那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ｙ〔３８〕的画像，便是上文所讲的那些的好例证。他背向西欧的机械文明，面对东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国，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写着“Ｒ．Ｓ．Ｆ．Ｓ．Ｒ．”〔３９〕，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那颜色只有一点连到Ｇｏｒｋｙ的脑上，也许是含有不满之意的罢——我想。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Ｇｏｒｋｙ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Ｎ．Ｅｖｒｅｉｎｏｖ〔４０〕的画像又是一体，立方派〔４１〕的手法非常浓重的。Ｅｖｒｅｉｎｏｖ是俄国改革戏剧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记得画室先生译的《新俄的演剧和跳舞》〔４２〕里，曾略述他的主张。这几页“演剧杂感”，论人生应该以意志修改自然，虽然很豪迈，但也仍当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国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结相提并论了。
　　
　　这回登载了Ｇｏｒｋｙ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４３〕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
　　
　　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拔曙梦的《最近的Ｇｏｒｋｙ》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只好这样：旧的呢，等他五十岁，六十岁……大寿，生后百年阴寿，死后Ｎ年忌辰时候来讲；新的呢，待他得到诺贝尔奖金〔４４〕。但是还是来不及，倘是月刊，专做庆吊的机关也不够。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国又较耳熟的，今年就有两个：Ｌｅｏｖ　Ｔｏｌｓｔｏｙ和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４５〕。Ｉｂｓｅｎ的著作，因潘家洵〔４６〕先生的努力，中国知道的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４７〕，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如Ｈ，Ｅｌｌｉｓ，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Ｌ．Ａａｓ，有岛武郎〔４８〕之作；并且加几幅图像，自年青的Ｉｂｓｅｎ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个纪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鲁迅。

　　
　　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４９〕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丈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Ｉｂｓｅｎ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Ｉｂｓｅｎ敢于挑战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碍，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５０〕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书尾校者的按语，却偏说“此书曾由潘家洵先生编为戏剧，名曰《群鬼》”——从译者看来，Ｉｂｓｅｎ的作意还不过是这样的——
　　“此书用意甚微：盖劝告少年，勿作浪游，身被隐疾，肾宫一败，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读者不解，故弁以数言。”
　　
　　然而这还不算不幸。再后几年，则恰如Ｉｂｓｅｎ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Ｉｂｓｅｎ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５１〕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Ｈｅｄｄａ　Ｇａ－ｂｌｅｒ》〔５２〕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５３〕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５４〕，聊算一个记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Ｉｂｓｅｎ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Ｇ．Ｂｒａｎｄｅｓ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ＢｒａｎFｄｅｓ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５５〕，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Ｂｒａｎｄｅｓ的相同。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Ｉｂｓｅｎ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Ｉｂｓｅｎ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绍介。这种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识阶级”及其“指导者”罢。
　　
　　此外，还想将校正《文艺政策》时所想到的说几句：
　　
　　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许多言辞，其实不过是装饰的枝叶。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鲁迅。

　　
　　四
　　
　　有岛武郎是学农学的，但一面研究文艺，后来就专心从事文艺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陆续辑印，《叛逆者》是第四辑，内收关于三个文艺家的研究〔５６〕；译印在这里的是第一篇。
　　
　　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以为罗丹〔５７〕的出现，是再兴戈谛克的精神〔５８〕：都可以见作者的史识。当这第四辑初出时候，自己也曾翻译过，后来渐觉得作者的文体，移译颇难，又念中国留心艺术史的人还很少，印出来也无用，于是没有完工，放下了。这回金君〔５９〕却勇决地完成了这工作，是很不易得的事，就决计先在《奔流》上发表，顺次完成一本书。但因为对于许多难译的文句，先前也曾用过心，所以遇有自觉较妥的，便参酌了几处，出版期迫，不及商量，这是希望译者加以原宥的。
　　
　　要讲罗丹的艺术，必须看罗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国并没有这一种书。所知道的外国文书，图画尚多，定价较廉，在中国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种——《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ｏｄｉｎ．》６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Ｌｏｕｉｓ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第４１本。９５ｃｅｎｔｓｎｅｔ．美国纽约Ｂｏｎｉ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ｃ．出版。〔６０〕《Ｒｏｄｉｎ》高村光太郎〔６１〕著。《Ａｒｓ美术丛书》第二十五编。特制本一圆八十钱，普及版一圆。日本东京Ａｒｓ社出版。
　　
　　罗丹的雕刻，虽曾震动了一时，但和中国却并不发生什么关系地过去了。后起的有Ｉｖａｎ　Ｍｅｓｔｒｏｖｉｃ〔６２〕（１８８３年生），称为塞尔维亚的罗丹，则更进，而以太古底情热和酷烈的人间苦为特色的，曾见英国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
　　
　　最近，更有Ｋｏｎｅｎｋｏｖ〔６３〕，称为俄罗斯的罗丹，但与罗丹所代表是西欧的有产者不同，而是东欧的劳动者。可惜在中国也不易得到资料，我只在拔曙梦编辑的《新露西亚美术大观》里见过一种木刻，是装饰全俄农工博览会内染织馆的《女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鲁迅。

　　
　　五
　　
　　本月中因为有印刷局的罢工，这一本的印成，大约至少要比前四本迟十天了。
　　
　　《她的故乡》〔６４〕是从北京寄来的，并一封信，其中有云：
　　
　　“这篇小文是我在二年前，从《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之‘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ｓｓａｙｓ’里无意中译出的，译后即搁在书堆下；前日在北海图书馆看到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集子十多大本，觉得很惊异。然而他的大著我仍然没有细读过，虽然知道他的著作有四种很著名。……
　　
　　“作者的事情，想必已知？我是不知道，只能从那选本的名下，知他生于一八四一，死于一九二二而已。
　　
　　“末了，还有一极其微小的事要问：《大旱之消失》的作者，《编校后记》上说是一九○二年死的，然而我看《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关于他的生死之注，是：１８３１—１９１３，这不知究竟怎样？”
　　
　　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新近得到一本Ｇ．Ｓａｍｐｓｏｎ　增补的　Ｓ．Ａ．Ｂｒｏｏｋｅ　所编《Ｐｒｉｍｅｒ　ｏｆ　ＥｎｇF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６５〕，查起来，在第九章里，有下文那样的语句——
　　“Ｈｕｄｓｏｎ在《Ｆａｒ　Ａｗａ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Ａｇｏ》〔６６〕中，讲了在南美洲的他的青年时代事，但于描写英国的鸟兽研究，以及和自然界最为亲近的农夫等，他也一样地精工。仿佛从丰饶的心中，直接溢出似的他的美妙而平易的文章，在同类中，最为杰出。《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Ｌａ　Ｐｌａｔａ》，《Ｔｈｅ　Ｐｕｒｐｌｅ　Ｌａｎｄ》，《Ａ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　Ｌｉｆｅ》等，是在英文学中，各占其地位的。”
　　
　　再查《蔷薇》的作者Ｐ．Ｓｍｉｔｈ〔６７〕，没有见；Ｗｈｉｔｅ〔６８〕却有的，在同章中的“后期维多利亚朝的小说家”条下，但只有这几句，就是——
　　“‘Ｍａｒｋ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即Ｗｍ．Ｈａｌｅ　Ｗｈｉｔｅ）的描写非国教主义者生活的阴郁的小说，是有古典之趣的文章，表露着英国人心的一面的。”
　　
　　至于生卒之年，那是《Ｗｏｒｌｄ’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上的对，我写后记时，所据的原也是这一本书，不知怎地却弄错了。
　　
　　近来时或收到并不连接的期刊之类，其中往往有关于我个人或和我有关的刊物的文章，但说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见两次。一，是说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所以不行。这是真的。《奔流》决定底地没有这力量，会每月选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义的文章，汇成一本，或者满印出有世界的意义的作品来。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又其一，是说《奔流》的“执事者都是知名的第一流人物”，“选稿也许是极严吧？而于著，译，也分得极为明白，不仅在《奔流》中目录，公布着作译等字样，即是在《北新》，《语丝》……以及一切旁的广告上，也是如此。”
　　
　　但“汉君作的《一握泥土》，实实在在道道地地的的确确是‘道地’地从翻译而来的。……原文不必远求西版书，即在商务出版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６９〕中就有。
　　
　　题目是：
　　
　　《Ａ　Ｈａｎｄｆｕｌ　ｏｆ　Ｃｌａｙ》作者是Ｈｅｎｒｙ　Ｖａｎ　Ｄｙｋｅ。这种小错误，其实不必吹毛求疵般斤斤计较，不过《奔流》既然如此地分得明白；那末译而曰作，似乎颇有掠美之嫌，故敢代为宣布。
　　
　　此或可使主编《奔流》的先生，小心下一回耳。”
　　
　　其实，《奔流》之在目录及一切广告上声明译作，倒是小心之过，因为恐怕爱读创作而买时未暇细看内容的读者，化了冤钱，价又不便宜，便定下这一种办法，竟不嫌弄坏了。
　　
　　但这回的译作不分，却因编者的“浅薄”，一向没有读过那一种“Ｒｅａｄｉｎｇ”之类，也未见别的译文，投稿上不写原作者名，又不称译，便以为是做的，简直当创作看了，“掠美”的坏意思，自以为倒并没有的。不过无论如何小心，此后也难保再没有这样的或更大的错误，那只好等读者的指摘，检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订正了。
　　
　　顺便还要说几句别的话。诸位投稿者往往因为一时不得回信，给我指示，说编辑者应负怎样的责任。那固然是的。不过所谓奔流社的“执事者”，其实并无和这一种堂皇名号相副的大人物；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译，来做，来看，来编，来校，搜材料，寻图画，于是信件收送，便只好托北新书局代办。而那边人手又少，十来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邮局的罢工积压，所以催促和训斥的信，好几封是和稿件同到的。无可补救。各种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为忙，未能壹壹答复，这并非自恃被封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时光有限，又须谋生，若要周到，便没有了性命，也编不成《奔流》了。这些事，倘肯见谅，是颇望见谅的。因为也曾想过许多回，终于没有好方法，只能这样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鲁迅。

　　
　　六
　　
　　编目的时候，开首的四篇诗〔７０〕就为难，因为三作而一译，真不知用怎样一个动词好。幸而看见桌上的墨，边上印着“曹素功监制”字样，便用了这“制”字，算是将“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含混过去了。此外，能分清的，还是分清。
　　
　　这一本几乎是三篇译作的天下，中间夹着三首译诗，不过是充充配角的。而所以翻译的原因，又全是因为插画，那么，诗之不关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幅的作者　Ａｒｔｈｕｒ　ｓ　Ｆａｂｌｅｓ》的图画等多种，这幅从《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　ｏｆ　Ｌｉｆｅ》〔７２〕里选出，原有彩色，我们的可惜没有了。诗的作者　Ａｌｇｅｒｎ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１８３７—１９０９）是维多利亚朝末期的诗人，世称他最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从我们亚洲人的眼睛看来，就是这一篇，也还是英国气满满的。
　　
　　《跳蚤》的木刻者Ｒ．Ｄｕｆｙ〔７３〕有时写作Ｄｕｆｕｙ，是法国有名的画家，也擅长装饰；而这《禽虫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
　　
　　集的开首就有一篇诗赞美他的木刻的线的崇高和强有力；Ｌ．Ｐｉｃｈｏｎ〔７４〕在《法国新的书籍图饰》中也说——
　　
　　“……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所著《Ｌｅ　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　ａｕ　Ｃｏｒ
　　－ｔｅ′ｇｅ　ｄ’Ｏｒｐｈｅ′ｅ》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极意称赞的。
　　
　　是美好的画因的丛画，作成各种殊别动物的相沿的表象。
　　
　　由它的体的分布和线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装饰的全形。”
　　
　　这书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国Ｄｅｐｌａｎｃｈ〔７５〕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学〔７６〕译本，名《动物诗集》，第一书房（东京）出版的，封余的译文，即从这本转译。
　　
　　拾谷虹儿的画，近一两年曾在中国突然造成好几个时行的书籍装饰画家；这一幅〔７７〕专用白描，而又简单，难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来较为新鲜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将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尔斯泰，即使将一本《奔流》都印了关于他的文献的目录，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况登载记念的文章。但只有这样的材力便只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虽然不过一本小小的期刊，也还是趁一九二八年还没有全完的时候，来作一回托尔斯泰诞生后百年的记念。
　　
　　关于这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中国前几年虽然也曾经有人介绍，今年又有人叱骂，然而他于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还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战争与和平》至今无人翻译；传记是只有　Ｃｈｒｏｌｅａ〔７８〕的书的文言译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尔斯泰研究》〔７９〕。前几天因为要查几个字，自己和几个朋友走了许多外国书的书店，终竟寻不到一部横文的他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在中国是如此的。说到行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８０〕——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８１〕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
　　
　　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
　　
　　首先当然要推Ｇｏｒｋｙ的《回忆杂记》〔８２〕，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Ｇｏｒｋｙ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达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小疑问，是第十一节里有Ｎｅｋａｓｓｏｖ这字，也许是错的，美国版的英书，往往有错误。我因为常见俄国文学史上有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８３〕，便于付印时候改了，一面则寻访这书的英国印本，来资印证，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国本终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暂时存疑，如果所添的“ｒ”是不对的，那完全是编者的责任。
　　
　　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８４〕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是《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F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ｔｕｒｅ》，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屡被拘囚，终遭放逐，研究文学便是在狱中时的工作。一九○九年回国，渐和政治离开，专做文笔劳动和文学讲义的事了。这书以Ｍａｒｘｉｓｍ为依据，但侧重文艺方面，所以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只说了“反对这极端底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８５〕和Ｇｏｒｋｉ，以及革命底俄国”这几句话。
　　
　　从思想方面批评托尔斯泰，可以补前篇之不足的，是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讲演〔８６〕。作者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这一篇虽讲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敌“少数党”〔８７〕战斗，但在那里面，于非有产阶级底唯物主义（Ｍａｒｘｉｓｍ）和非有产阶级底精神主义（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不同和相碍，以及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点，说得非常分明，这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而且也照见那以托尔斯泰为“卑死的说教者”〔８８〕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８９〕以托尔斯泰比卢梭〔９０〕，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演说里也这样。近来看见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的一篇论文《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和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ｉ》〔９１〕的附记里，却有云，“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原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９２〕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马克斯学者的批评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９３〕，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小泉八云〔９４〕在中国已经很有人知道，无须绍介了。他的三篇讲义，为日本学生而讲，所以在我们看去，也觉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个很够研究的问题，是句子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学。倘使为大众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这文学也就决不是大众的东西了。托尔斯泰所论及的这一层，确是一种卓识。但是住在都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实行是极难的，先要“到民间去”〔９５〕，用过一番苦功。否则便会像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一样，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９６〕，而“诗人王独清教授”又来减价，只向“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说话（见《我们》一号）〔９７〕。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９８〕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
　　
　　Ｍａｉｓｋｉ〔９９〕的讲演也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所以从历史说起，直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１００〕出版，计言论九篇，但大抵是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一篇的主意也一样，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虽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是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的艺术”〔１０１〕，于此得到苏的消息。然而这还不过是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年后的托尔斯泰论。在这样的世界上，他本国竟以记念观念相反的托尔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优良之点讲给外人，其实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复杂，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纠纷。我们不必看别的记录，只要看《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１０２〕一篇，便知道他的长子Ｌ．Ｌ．Ｔｏｌｓｔｏｉ便是一个不满于父亲的亲母派。《回忆杂记》第二十七节说托尔斯泰喜欢盘问人家，如“你想我的儿子莱阿，是有才能的么？”的莱阿，便是他。末尾所记的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ｙ：“Ａｌｌ　ｍｙ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尤为奇特，且不易解。托尔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没有进屋里去，作者又没有说这是医生所传述，所以令人觉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１０３〕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可以知道一点前年的Ｉａｓｎａｉａ　Ｐｏｌｉａｎａ的情形。
　　
　　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Ｊ．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编的《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４〕，他和夫人的一幅从《Ｓｐｈｅｒｅ》〔１０５〕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Ｊｕｌｉｕｓ　Ｈａｒｔ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Ｇｏｒｋｙ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Ｒｉｅｐｉｎ〔１０６〕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Ｒｉｅｐｉｎ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Ｃａｒｉｃａｔｕｒｅ）〔１０７〕，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１０８〕的请女速记者做小说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１０９〕上。日本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卖新闻〔１１０〕社讲堂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Ｍａｉｓｋｉ的演说，有Ｎａｐｒｏｎ女士的Ｅｓｅｎｉｎ〔１１１〕诗的朗吟。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１１２〕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１１３〕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Ａｎｎａ　Ｓｔａｎ－ｎａｒｄ将《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Ｐ．Ｅ．Ｎ．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Ｇａｌｓｗｏｒｔｈｙ亦在席云。’“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人，就是Ｓｔｅｎｄｈａｌ，Ｂａｌｚａｃ和Ｆｌａｕｂｅｒｔ。对于他们的后辈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Ｍｉｒｂｅａｕ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Ａｎｎａ　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和《忏悔》的法译本。Ｍ．Ｂｉｅｎｓｔｏｃｋ曾译过他的全集，可惜没有完。自从Ｅｕｇèｎｅ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ｄｅ　Ｖｏｇüｅ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小说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
　　
　　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Ｍ．Ｒａｐｐｏｐｏｒｔ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１１４〕，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记。

　　
　　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１１５〕，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Ｉｖａｎｏｖ）
　　
　　和铁捷克（Ｔｒｅｔｉａｋｏｖ）〔１１６〕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１１７〕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Ｓｏｌｏｇｕｂ〔１１８〕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鲁迅。

　　
　　九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１１９〕未曾完结，不过这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关系，这计画恐怕办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１２０〕。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
　　
　　与翻刻王羲之〔１２１〕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实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没有迟误的，但竟延误了一个月。近时得到几位爱读者的来信，责以迟延，勉以努力。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样办；不过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页，即等于十个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这十个月中，是印刷局的两次停工和举国同珍的一回“夏历”岁首，对于这些大事，几个《奔流》同人除跳黄浦江之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１２２〕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来。所以，据去年一年所积的经验，是觉得“凡例”上所说的“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实在着重起来了。
　　
　　孙用先生寄来译诗〔１２３〕之后，又寄一篇作者《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小记》来。可惜那时第九本已经印好，不及添上了，现在补录在这里——
　　“密哈尔·古列维支·莱芒托夫（Ｍｉｋｈａｉｌ　Ｇｕｒｉｅｖｉ－
　　ｔｃｈ　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是一个俄国的诗人及小说家，被称为‘高加索的诗人’的，他曾有两次被流放于高加索（１８３７，１８４０），也在那儿因决斗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说《我们的时代的英雄》和诗歌《俄皇伊凡·华西里维支之歌》，《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ｙ》及《魔?怼返取！?
　　韦素园先生有一封信，有几处是关于Ｇｏｒｋｙ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也摘录于下——点，现从城里要来一本原文的Ｇｏｒｋｙ回忆托尔斯泰，解答如下：
　　
　　１．《托尔斯泰回忆记》第十一节Ｎｅｋａｓｓｏｖ确为　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　之误。涅克拉梭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有名的国民诗人。
　　
　　２．“Ｖｏｌｇａ宣教者”的Ｖｏｌｇａ是河名，中国地理书上通译为涡瓦河，在俄国农民多呼之为‘亲爱的母亲’，有人译为‘卑死的说教者’，当系错误。不过此处，据Ｇｏｒｋｙ《回忆杂记》第三十二节原文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方合，因为这里并不只Ｖｏｌｇａ一个字，却在前面有一前置词（ｚａ）故也。
　　
　　以上系根据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尔热宾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当不致有大误。不过我看信比杂记写得还要好。”
　　
　　说到那一封信，我的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廿言，说快点译出来，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书，上加好看的图像；有一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译文的来信寄去，给看看读书界的期望是怎样地热心。见面时候谈起来，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说，暂且不译了，〔１２４〕但至今似乎也终于没有动手，这真是无可如何。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表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记。

　　
　　十
　　
　　文，〔１２５〕在这一本里已经终结了，我相信于读者会有许多用处，并且连类来看英国的批评家对于批评的批评。
　　
　　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１２６〕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Ｙｅａｔｓ，Ｓｙｎｇｅ〔１２７〕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
　　
　　但作者是诗人，所以那文中有许多诗底的辞句，是无须赘说的。只有一端，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Ｔｒｏｔｋｙ，且明说可以读Ｄａｎｔｅ和Ｐｕｓｈｋｉｎ〔１２８〕，Ｌ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则以为古代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想，虽然和Ｔｒｏｔｓｋｙ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１２９〕——“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１３０〕，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１３１〕。
　　
　　卷末的一篇虽然不过是对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ｅｒｃｙ　Ｂｌｉｓｓ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的批评，〔１３２〕但因为可以知道那一本书——欧洲木刻经过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载了。本卷第一，二两册上，还附有木刻的插图，作为参考；以后也许还要附载，以见各派的作风。我的私见，以为在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
　　
　　但虽是翻印木刻，中国现在的制版术和印刷术，也还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罢了，如要认真研究起来，则几张翻印的插图，真是贫窭到不足靠，归根结蒂，又只好说到去看别国的书了。Ｂｌｉｓｓ的书，探究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却不合宜，因为其中较少近代的作品。为有志于木刻的人们起见，另举两种较为相宜的书在下面——《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ｏｄｃｕｔ》ｂｙ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Ｆｕｒｓｔ，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ｏｈｎ　Ｌａ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４２ｓ．１９２４．《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ｙ　Ｍ．Ｃ．Ｔａｌａｍａｎ，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Ｌｔｄ．，Ｌｏｎｄｏｎ．７ｓ．６ｄ．１９２７．〔１３３〕上一种太贵；下一种原是较为便宜，可惜今年已经卖完，旧本增价到２１ｓ．了。但倘若随时留心着欧美书籍广告，大概总有时可以遇见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鲁迅记。

　　
　　十一
　　
　　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记得《小说月报》很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所论述，但我手头没有旧报，说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则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过他的两篇诗〔１３５〕。但这回绍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１３６〕；《青春的赞颂》〔１３７〕一篇，也是从法文重译的。
　　
　　Ｉ．Ｍａｔｓａ〔１３８〕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现在以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剖西欧现代的艺术，著成一部有名的书，曰《现代欧洲的艺术》。这《艺术及文学的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国的文艺，在综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检查。篇页也并不多，本应该一期登毕，但因为后半篇有一幅图表，一时来不及制版，所以只好分为两期了。
　　
　　这篇里所举的新流派，在欧洲虽然多已成为陈迹，但在中国，有的却不过徒闻其名，有的则连名目也未经介绍。在这里登载这一篇评论，似乎颇有太早，或过时之嫌。但我以为是极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豫先的消毒，可以“打发”〔１３９〕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文豪”。因为其中所举的各主义，倘不用科学之光照破，则可借以藏拙者还是不少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说过，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创作者，说得好，是自信很强的不遇的才人，说得坏，是骗子。〔１４０〕但此说嵌在中国，却只能合得一半，因为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１４１〕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
　　
　　得到汉口来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来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
　　匆流览了三幅插画之后，便去读《编辑后记》——这是我的老脾气。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很为奋兴，那便是：
　　
　　‘……又，如果刻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我在校的最后一年和离校后的失业时期颇曾学学过刻印，虽然现在已有大半年不亲此道了。其间因偶然尝试，曾刻过几颗绘画的印子，但是后来觉得于绘画没有修养，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继续努力。
　　
　　不过所刻的这几颗印子，却很想找机会在什么地方发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给编《美育》的李金先生，然而没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价，要二元一本，不知里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画报的汉口某日报去，但是画报没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有一家小报很承他们赞赏，然而据说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国人’，不妥，劝我刻几个党国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们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这几枚印子塞到箱子底里去了。现在见到了你这句话，怎不令我奋兴呢？兹特冒盛暑在蒸笼般的卧室中找出这颗印子钤奉一阅。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则不胜大欢喜也。
　　
　　〔１４２〕谨上　七月十八日。”
　　
　　从远远的汉口来了这样的一个响应，对于寂寞的我们，自然也给以很可感谢的兴奋的。《美育》〔１４３〕第二期我只在日报上见过目录，不记得有这一项。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报，则大约误以版画家为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专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现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赏。不过这次可还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罢。《奔流》版心太大而图版小，所以还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１４４〕去。但希望刻者告诉我一个易于认识的名字。
　　
　　还有，《子见南子》〔１４５〕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排演，引起了一场“圣裔”控告。名人震怒的风潮。曾经搜集了一些公文之类，想作一个附录来发表，但这回为了页数的限制，已经不能排入，只好等别的机会或别的处所了。这或者就寄到《语丝》去。
　　
　　读者诸君，再见罢。
　　
　　鲁迅。八月十一日。

　　
　　十二
　　
　　豫计这一本的出版，和第四本当有整三个月的距离，读者也许要觉得生疏了。这迟延的原因，其一，据出版所之说，是收不回成本来，那么，这责任只好归给各地贩卖店的乾没……。但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
　　
　　增刊偏都是译文，也并无什么深意，不过因为所有的稿件，偏是译文多，整理起来，容易成一个样子。去年挂着革命文学大旗的“青年”名人，今年已很有些化为“小记者”，有一个在小报上鸣不平道：“据书业中人说，今年创作的书不行了，翻译的而且是社会科学的那才好销。上海一般专靠卖小说吃饭的大小文学家那才倒霉呢！如果这样下去，文学家便非另改行业不可了。小记者的推测，将来上海的文学家怕只留着一班翻译家了。”这其实只在说明“革命文学家”之所以化为“小记者”的原因。倘若只留着一班翻译家，——认真的翻译家，中国的文坛还不算堕落。但《奔流》如果能出下去，还是要登创作的，别一小报说：“白薇女士近作之《炸弹与征鸟》，连刊《奔流》二卷各期中，近闻北新书局即拟排印单行本发卖，自二卷五期起，停止续刊。”编者却其实还没有听见这样的新闻，也并未奉到北新书局饬即“停止续刊”的命令。
　　
　　对于这一本的内容，编者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学的好坏，即使是“鸟瞰”，恐怕现在只有“赵景深氏”知道。〔１４６〕况且译者在篇末大抵附有按语，便无须编者来多谈。但就大体而言，全本是并无一致的线索的，首先是五个作家的像，评传，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译一篇传，或有了评传而搜求一篇文或诗。这些登载以后，便将陆续积存，以为可以绍介的译文，选登几篇在下面，到本子颇有些厚了才罢。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１４７〕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ｎａｔｉｏｎ”译作“民众”〔１４８〕，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
　　
　　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１４９〕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一直后来，则《沉钟》月刊上有冯至先生的论文〔１５０〕；《语丝》上有Ｌ．Ｓ．的译诗〔１５１〕，和这里的诗有两篇相重复。近来孙用先生译了一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页之多，《奔流》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只好另出单行本子了。〔１５２〕契诃夫〔１５３〕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日本曾为他开过创作五十年纪念会，俄国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为他死后二十五年纪念，这里的插画，便是其中的一张。我就译了一篇觉得很平允的论文〔１５４〕，接着是他的两篇创作。《爱》是评论中所提及的，可作参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间》，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长，只得作罢。《熊》这剧本，是从日本米川正夫译的《契诃夫戏曲全集》里译出的，也有曹靖华先生的译本，名《蠢货》，在《未名丛刊》中。俄国称蠢人为“熊”，盖和中国之称“笨牛”相类。曹译语气简捷，这译本却较曲折，互相对照，各取所长，恐怕于扮演时是很有用处的。米川的译本有关于这一篇的解题，译载于下——“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尔修剧场，看法国喜剧的翻案《对胜利者无裁判》的时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这脚色的演员梭罗孚卓夫的本领，便觉到一种诱惑，要给他写出相像的脚色来。于是一任如流的创作力的动弹，乘兴而真是在一夜中写成的，便是这轻妙无比的《熊》一篇。不久，这喜剧便在珂尔修剧场的舞台上，由梭罗孚卓夫之手开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
　　
　　为了作这成功的记念，契诃夫便将这作品（的印本上，题了）献给梭罗孚卓夫。”
　　
　　Ｊ．Ａｈｏ〔１５５〕是芬兰的一个幽婉凄艳的作家，生长于严酷的天然物的环境中，后来是受了些法国文学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曾介绍过一篇他的小说《先驱者》，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如这一篇中的艺术家，感得天然之美而无力表现，正是同一意思。
　　
　　Ａｈｏ　之前的作家　Ｐａhｉｖａhｒｉｎｔａ的《人生图录》（有德译本在《Ｒｅｃｌａ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中）〔１５６〕，也有一篇写一个人因为失恋而默默地颓唐到老，至于作一种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来换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说明原因之后，就死掉了。这一种Ｔｙｐｅ〔１５７〕，大约芬兰是常有的。那和天然的环境的相关，看Ｆ．Ｐ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的一篇《阿河的艺术》〔１５８〕就明白。这是很好的论文，虽然所讲的偏重在一个人的一部书，然而芬兰自然的全景和文艺思潮的一角，都描写出来了。
　　
　　达夫先生译这篇时，当面和通信里，都有些不平，连在本文的附记上，也还留着“怨声载道”的痕迹，〔１５９〕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为当初原想自己来译，后来觉得麻烦，便推给他了，一面也豫料他会“好，好，可以，可以”的担当去。
　　
　　虽然这种方法，很像“革命文学家”的自己浸在温泉里，却叫别人去革命一样，然而……倘若还要做几天编辑，这些“政策”，且留着不说破它罢。
　　
　　Ｋｏｇａｎ教授的关于Ｇｏｒｋｙ的短文〔１６０〕，也是很简要的；所说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发点和变迁，大约十分中肯。早年所作的《鹰之歌》有韦素园先生的翻译，收在《未名丛刊》之一的《黄花集》中。这里的信〔１６１〕却是近作，可以看见他的坦白和天真，也还很盛气。“机械的市民”其实也是坦白的人们，会照他心里所想的说出，并不涂改招牌，来做“狮子身中虫”〔１６２〕。
　　
　　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以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眼前的例，就如张勋〔１６３〕在时，盛极一时的“遗老”“遗少”气味，现在表面上已经销声匿迹；《醒狮》之流〔１６４〕，也只要打倒“共产党”和“共产党的走狗”，而遥向首都虔诚地进“忠告”了。至于革命文学指导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遥于巴黎，“左翼文艺家”蒋光Ｙ先生之养疴于日本（ｏｒ　青岛？）〔１６５〕，盖犹其小焉者耳。
　　
　　Ｖ．Ｌｉｄｉｎ〔１６６〕只是一位“同路人”，经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传。别的作品，我曾译过一篇《竖琴》，载在去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
　　
　　东欧的文艺经七手八脚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际，北欧的文艺恐怕先要使读书界觉得新鲜，在事实上，也渐渐看见了作品的绍介和翻译，虽然因为近年诺贝尔奖金屡为北欧作者所得，于是不胜佩服之至，也是一种原因。这里绍介丹麦思潮的是极简要的一篇〔１６７〕，并译了两个作家的作品〔１６８〕，以供参考，别的作者，我们现在还寻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但因为篇中所讲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现较早的如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Ｂａｎｇ〔１６９〕等，都没有提及。他们变迁得太快，我们知道得太迟，因此世界上许多文艺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在他们那里死掉了。
　　
　　跋佐夫〔１７０〕在《小说月报》上，还是由今年不准提起姓名的茅盾〔１７１〕先生所编辑的时候，已经绍介过；巴尔干诸国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国最为熟识的人了，这里便不多赘。确木努易的小品〔１７２〕，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横泽芳人的译本重译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Ｖ．Ｌｉｄｉｎ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也不见他的姓名，这篇上注着“遗稿”，也许是一个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罢。
　　
　　末两篇〔１７３〕不过是本卷前几本中未完译文的续稿。最后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艺与批评》〔１７４〕中印出，本来可以不必再印，但对于读者，这里也得有一个结束，所以仍然附上了。《文艺政策》的附录，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和《关于科学底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也已译载《文艺与批评》中；末一篇是Ｍａｉｓｋｙ的《文化，文学和党》，现在关于这类理论的文籍，译本已有五六种，推演起来，大略已不难揣知，所以拟不再译，即使再译，也将作为独立的一篇，这《文艺政策》的附录，就算即此完结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