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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G.Byron②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③。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听近今的议论,译诗是已经不值一文钱,即使译得并不错。但那时大家的眼界还没有这样高,所以我看了译本,倒也觉得好,或者就因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将臭草当作芳兰。《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虽然用的是词调,又译Sappho为“萨芷波”,④证明着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

  苏曼殊⑤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并不广。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也少见了。

  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⑥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⑦,——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Hauptmann,Su-dermann,Ibsen⑧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⑨,《嘉定屠城记略》⑩,《朱舜水集》⑾,《张苍水集》⑿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⒀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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