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要说的几句话
  
  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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