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剧本,是从英国L.A.Magnus和K.Walter所译的《Three Plays of A.V.Lunacharski》〔2〕中译出的。
原书前面,有译者们合撰的导言,与本书所载尾濑敬止〔3〕的小传,互有详略之处,著眼之点,也颇不同。现在摘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的参考——“Ana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4〕以一八七六年生于Poltava省〔5〕,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Lunacharski族本是半贵族的大地主系统,曾经出过很多的智识者。他在Kiew〔6〕受中学教育,然后到Zurich大学〔7〕去。在那里和许多俄国侨民以及Avenarius和Axelrod〔8〕相遇,决定了未来的状态。从这时候起,他的光阴多费于瑞士,法兰西,意大利,有时则在俄罗斯。
他原先便是一个布尔塞维克,那就是说,他是属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斯派的。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会议占了多数,布尔塞维克这字遂变为政治上的名词,与原来的简单字义不同了。他是第一种马克斯派报章Krylia(翼)〔9〕的撰述人;是一个属于特别一团的布尔塞维克,这团在本世纪初,建设了马克斯派的杂志VpereCd(前进),并为此奔走,他同事中有Pokrovski,Bogdánov及Gorki〔10〕等,设讲演及学校课程,一般地说,是从事于革命的宣传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结社的社员,被流放到Vologda〔11〕,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Iskra(火花)〔12〕的一向的编辑,直到一九○六年被门维克所封禁。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终于回了俄罗斯。
这一点事实即以表明Lunacharski的灵感的创生,他极通晓法兰西和意大利;他爱博学的中世纪底本乡;许多他的梦想便安放在中世纪上。同时他的观点是绝对属于革命底俄国的。在思想中的极端现代主义也一样显著地不同,连系着半中世纪的城市,构成了“现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在十九世纪后的媒介物上相遇〔13〕——极像在《无何有乡的消息》里——中世纪的郡自治战争便在苏维埃俄罗斯名词里出现了。
社会改进的浓厚的信仰,使Lunacharski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伟大的革命底同时代人不同。
Blok〔14〕,是无匹的,可爱的抒情诗人,对于一个佳人,就是俄罗斯或新信条,怀着Sidney〔15〕式的热诚,有一切美,然而纤弱,恰如Shelley〔16〕和他的伟大;Esènin〔17〕,对于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鲁而热情地叫喊,这理想,在俄国的人们,是能够看见,并且觉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Demian Bedny〔18〕是通俗的讽刺家;或者别一派,大家知道的LEF(艺术的左翼战线),这法兰西的Esprit Noveau(新精神),在作新颖的大胆的诗,这诗学的未来派和立体派;凡这些,由或一意义说,是较纯粹的诗人,不甚切于实际的。Lunacharski常常梦想建设,将人类建设得更好,虽然往往还是“复故”
(relapsing)。所以从或一意义说,他的艺术是平凡的,不及同时代人的高翔之超迈,因为他要建设,并不浮进经验主义者〔19〕里面去;至于Blok和Bely〔20〕,是经验主义者一流,高超,而无所信仰的。
Lunacharski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斯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Maeterlinck和Korolenko〔21〕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22〕《宗教史导言》等。他往往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置身于俄国现在的反宗教运动中。……Lunacharski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
十二岁〔23〕时候,他就写了《诱惑》,是一种未曾成熟的作品,讲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满足,魔鬼诱以情欲(Lust),但那修道士和情欲去结婚时,则讲说社会主义。第二种剧本为《王的理发师》,是一篇淫猥的专制主义的挫败的故事,在监狱里写下来的。其次为《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一九一六年改定,初稿则成于一九○八年。后作喜剧,总名《三个旅行者和它》。《麦奇》是一九一八年作(它的精华存在一九○五年所写的论文《实证主义与艺术》中),一九一九年就出了《贤人华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试写历史剧《Oliver Cromwell》和《Thomas Campa-nella》〔24〕;然后又回到喜剧去,一九二一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一九一六年开手的。《熊的婚仪》则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开时摘译。)就在这同一的英译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详细地说明着他之所以写这本《浮士德与城》的缘故和时期——
“无论那一个读者倘他知道Goethe的伟大的‘Fau-st’〔25〕,就不会不知道我的《浮士德与城》,是被‘Faust’的第二部的场面所启发出来的。在那里Goethe的英雄寻到了一座‘自由的城’。这天才的产儿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问题的解决,在戏剧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个天才和他那种开明专制的倾向,别一方面,则是德莫克拉西〔26〕的——这观念影响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一九○六年,我结构了这题材。一九○八年,在Abruzzi Introdacque〔27〕地方的宜人的乡村中,费一个月光阴,我将剧本写完了。我搁置了很长久。至一九一六年,在特别幽美的环境中,Geneva湖的St.Leger〔28〕这乡村里,我又作一次最后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Cut)。”(柔石摘译)
这剧本,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确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浮士德死后,戏剧也收场了。然而在《实证美学的基础》里,我们可以发见作者所预期于此后的一部分的情形——
“……新的阶级或种族,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是成了习惯。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大概断断续续。在种种处所,在种种时代,人类开手建设起来。而一达到可能的程度,便倾于衰颓。这并非因为遇到了客观的不可能,乃是主观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为后来的世代,却和精神的发达,即丰富的联想,评价原理的设定,历史底意义及感情的生长一同,愈加学着客观底地来享乐一切的艺术的。于是吸雅片者的呓语似的华丽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蓝,压人地沉重地施了烦腻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庙宇,希腊人的雅致,戈谛克的法悦,文艺复兴期的暴风雨似的享乐性,在他,都成为能理解,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是新的人类的这完人,于人类底的东西,什么都是无所关心的。将或种联想压倒,将别的联想加强,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处,唤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绪来。能够并无信仰,而感动于孩子们的祷告,并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亚契莱斯的破坏底的愤怒,能够沉潜于浮士德的无底的深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欢娱底的笑剧和滑稽的喜歌剧。”
(鲁迅译《艺术论》,一六五至一六六页)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可说明卢那卡尔斯基当革命之初,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在这里也使开辟新城而倾于专制的——但后来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们的歌颂中〔29〕的原因。这在英译者们的眼里,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复故”的东西了。
所以他之主张择存文化底遗产,是因为“我们继承着人的过去,也爱人类的未来”的缘故;他之以为创业的雄主,胜于世纪末的颓唐人,是因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而颓唐人则自置于人间之上,自放于人间之外,于当时及后世都无益处的缘故。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
Lunacharski的文字,在中国,翻译要算比较地多的了。
《艺术论》(并包括《实证美学的基础》,大江书店版)之外,有《艺术之社会的基础》(雪峰译,水沫书店版),有《文艺与批评》(鲁迅译,同店版),有《霍善斯坦因论》(译者同上,光华书局版)等,其中所说,可作含在这《浮士德与城》里的思想的印证之处,是随时可以得到的。
编者,一九三○年六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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