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之余
  达一〔2〕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3〕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4〕,二是《老子》〔5〕,三是《维摩诘经》〔6〕,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7〕,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
  
  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8〕,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9〕。《现代评论》〔10〕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11〕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12〕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13〕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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